梳理近代报刊中6篇有关毒蘑菇文献，发现晚清和民国时期对毒蘑菇资源尚未进行系统调查。在晚清时期报道的食毒蘑菇中毒文献中，记载6种毒蘑菇的俗名，并无学名，另载过去民间传说的7种识别毒蘑菇与食用蘑菇的方法。民国时期胡先骕对民间传说的识别毒蘑菇与食用蘑菇方法中的7种误区进行科学解释；提出用近代植物学鉴定大型真菌物种的原则，以及科学地区别有毒蘑菇与无毒蘑菇的方法。然而，大众难以掌握该方法，未能推广普及。

灵芝是我国食药用菌中最早实现人工栽培的一个品种。古籍记载中保存了许多重要的种芝论述；唐代确立的灵芝畦床埋木地栽方法是一项重大突破；宋代灵芝栽培继续发展，并非正式地进入朝廷贡品行列；艺术观赏灵芝逐步成为重要发展方向。

作为珍稀名贵食用菌类，松茸在日本文化中自古就有重要地位，与松茸相关的文字记录可回溯至1 300多年前奈良时代的《万叶集》。日本的菌蕈文化在受到中华文化影响的同时亦不断衍生出自身特点，其中松茸文化颇能体现其特色。首先，从语音与语义的角度探究“茸”的语源，并以奈良时期的和歌为对象，阐述日本文化传统中松茸与秋季的密切联系。其后，分析日本平安时期盛行的“茸狩”活动，并对镰仓时期松茸作为贡品的记录进行探讨。认为以古代文学作品与史料中的松茸为对象，分析松茸在文学与社会互动中所具有的符号意义，对厘清中日两国菌蕈文化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陈梅朋先生是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留法勤工俭学归来的他将后半生全部的精力投入食用菌的研究，为新中国的食用菌研究作出了开拓性贡献，是我国食用菌科学的奠基人。

新发现的两件菰民判山文书，弥补香菰产业 中菰民外出与山林权主签订协议的文化史料，填补了 中国农耕文化中菇类产业的史料空白。

《人工种蕈法》一名《蕈之栽培》，是民国时期 出版的食用菌种植技术专著。《人工种蕈法》的作者为 棉业专家胡竟良，该书于1923年首次出版发行，1942 年由“中国农业书局”的“中国新农业”系列丛刊三版发 行。此书对菌类文献进行了梳理，引进了国外先进种 植技术，推广食用菌种植以改善农业经济。《人工种蕈 法》是国内介绍科学种菇技术的第一部公开出版作品， 填补了民国食用菌产业萌芽期的诸多空白。

菌文化以蕈菌为主体，是人们在长期生产和 生活中认知、利用、开发中所形成的独特的社会现象。 有关蕈菌的传说形成了菌文化的萌芽。人类在阶段性 的科学认知中，对于菌类的描述、记载以及所形成的故 事，使菌文化得以丰富。人类的想象，为蕈菌披上了神 秘色彩，使蕈菌文化得以升华。人类有目的地创作使 得蕈菌文化融入人类整个文化生活。以蕈菌作文、以 蕈菌赋诗、以蕈菌咏歌、以蕈菌绘画、以蕈菌作留史、以 蕈菌讲故事、以蕈菌成像。以蕈菌为佳肴、以蕈菌游 戏、以蕈菌建产业园、以蕈菌之形美化生活，陶冶性情。 蕈菌文化现象与科学认知，是两条并行，互相作用，互 相促进，又永不相交的平行轨道。在科学和文化的共 同作用下，蕈菌产业相得益彰，得以飞速地发展。

砍花法香菇生产技术是一套完整的农耕工艺，符合香菇的生物学特性，它是历代菇民长期的经验积累，生产成本低，设备简单，容易被一般菇民所接受；符合现代生态化理念，是人类与多样性生态共同存在、和睦相处的典范技术；是中华民族农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它的生产技术与文化现象至今有强大的生命力。

大型真菌历史的研究起步较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20世纪50年代刘波的《中国古籍中关于菌类的记述》为大型真菌历史研究的滥觞，对大型真菌历史的探索逐步从栽培技术研究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农史学科。大型真菌历史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历史学、文学、训诂学、宗教等方面，具有一定学术价值。

《近代的新事业“人工种菰”》是一种稀见的食用菌栽培类宣传册,系由浙江宁波的“园艺生活社”出版,出版年份不明。本文分析后推断,该册出版于1934至1935年间。该册的编写和出版,是为了推销该社的双孢蘑菇(Agaricus bisporus)菌种和该社编译的介绍双孢蘑菇栽培技术的《西洋冬菰人工四季栽培法》一书。总的来看,该册内容既包含宣传广告,也包含该社自己编写的内容,以及译自美国的介绍双孢蘑菇栽培的英文技术书籍的内容。该册中将“mushroom”音译作“麦血龙”,虽然这种译法并不常见,但是至少在1917年就已出现。

上海在我国食用菌产业的近代演进中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上海港的开埠崛起,极大地推进了菌类货品的进出口贸易和埠际流通发展;沪界人口数的激增和餐饮业的繁荣,催生了国内最大的菌类消费市场;在申城倡设的“农学会”,扮演了传播东西方先进农业技术知识的重要角色;魔都早期创办的一批蘑菇农场,开了我国新法栽培的风气之先。

上海在我国食用菌产业的近代演进中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上海港的开埠崛起,极大地推进了菌类货品的进出口贸易和埠际流通发展;沪界人口数的激增和餐饮业的繁荣,催生了国内最大的菌类消费市场;在申城倡设的"农学会",扮演了传播东西方先进农业技术知识的重要角色;魔都早期创办的一批蘑菇农场,开了我国新法栽培的风气之先。

《银耳之研究》宣传册初版于1928年,至1948年已出第21版。据其第21版可知,该册子系四川商店(上海)的李勋甫撰写,附有沪上中医陈存仁所撰《银耳之功用》一文。册中内容,并未传播相关的近代科学知识,而是主要叙述了川产银耳的传统生产过程、营养价值和食用方式,其中混杂着营销四川商店所售银耳等货品的意图,折射出通俗自然知识传播与商业因素之间的活跃互动。

《近代的新事业"人工种菰"》一书是一本介绍和推销近代《西洋冬菰人工四季栽培法》的书。西洋冬菰即今天所说的双孢蘑菇(Agaricus bisporus)。

1929年在浙江印行的《四季栽培西洋香蕈种植法讲义》一书是关于西方双孢蘑菇栽培的专书,殆至今日,已颇为罕见。该书由“新森垦殖场园艺部”译述,系译自日本的《洋蕈栽培》(1926)一书,由此也丰富了对近代中日食用菌或农业知识交流的认知。“新森垦殖场”与近代积极推广食用菌栽培的余小铁创办的“杭州湖墅工艺实验(总)社”关系密切。余小铁很可能也是“新森垦殖场”中的一员,而“新森垦殖场”很可能也位于杭州,甚至杭州湖墅。

裘维蕃先生是我国食用菌分类与栽培的先驱，他的专业虽然是从事植物病理学研究，但却从事了八年的食用菌调查和驯化，是我国最早从事食用菌研究的唯一专家。

《抱朴子·内篇》为道教经典著作，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其中详细记载了“五芝”为代表的百余种大型真菌。其作者道学家葛洪认为大型真菌的作用仅次于丹砂、金银，是道教体系中的重要环节。通过探析《抱朴子·内篇》中大型真菌与道家的渊源，展现出食用菌这门古老园艺的悠久历史和魅力所在。

部分有关食用菌的近代文献至今已不易得见，不利于学者系统梳理近代食用菌历史与文化。这些稀见文献中，就包括刊于《实验工艺》的《稻草种兰花菰法》 （1931）一文，以及余小铁于1935年出版的《草蕈栽培术》一书。这两份文献都与草菇栽培技术有关，其发行地也都是杭州湖墅。二者都含有对草菇栽培的经济利益的评估，也见证了草菇栽培技术在 1930 年代上半叶的传播，值得学者重视。

《齐民要术》中记有“菰菌鱼羹”“椠淡”“缹菌法” “木耳菹”四款食用菌菜肴的烹饪方法，还记有“蘧蔬”和 “䓴”两物种。这些对北魏时期以及以前我国食用菌的烹饪技术和大型真菌物种的记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对此以往尚无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和论述，本文依据缪启愉的《齐民要术校釋》（1982）一书，对这一农书中记述的食用菌烹饪及其物种，进行了全文录出与简要的评述。提出《齐民要术》中至少记载有3个大型真菌物种；其对食用菌的烹饪技术是我国食用菌烹饪技术的滥觞；木耳之名称是首先记载在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公元100-121年）中唯一食用菌名称，又在《齐民要术》一书中几次出现，而且一直沿用到今天。另外，还阐明木耳在古代虽然名称较多，但却是我国较早已经普遍食用的大型真菌。

1929年在浙江杭州出版的《四季栽培人工香菰简易种植法》是近代食用菌栽培新技术方面的专书，但是在迄今关于近代食用菌历史与文化的相关研究中受到了忽视。介绍该书的内容，指出其中的技术背后裹挟着商业因素。

近代西方蘑菇栽培技术在我国的传播,对我国食用菌从传统栽培发展到新法栽培具有重大影响。西方蘑菇栽培的核心是以真菌理论作指导的技术和新方法,人工培养菌种播种是关键。西方蘑菇栽培在我国的传播与发展,是从理论到实践一步一步从小到大走过来的,许多科学家及实践者都进行了艰辛的工作。从"菌种"一词的出现,法国菌种的传入,"纯菌种",胡昌炽、潘志农和余小铁的工作、上海栽培蘑菇的时间和规模、20世纪50年代我国蘑菇纯菌种分离成功和推广、栽培之蘑菇中文名称的规范等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了小结。

近代西方蘑菇栽培技术在我国的传播,对我国食用菌从传统栽培发展到新法栽培具有重大影响。西方蘑菇栽培的核心是以真菌理论作指导的技术和新方法,人工培养菌种播种是关键。西方蘑菇栽培在我国的传播与发展,是从理论到实践一步一步从小到大走过来的,许多科学家及实践者都进行了艰辛的工作。从"菌种"一词的出现,法国菌种的传入,"纯菌种",胡昌炽、潘志农和余小铁的工作、上海栽培蘑菇的时间和规模、20世纪50年代我国蘑菇纯菌种分离成功和推广、栽培之蘑菇中文名称的规范等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了小结。

晚清《种冬菇新法》一文最早刊发于1907年的《农工商报》(广州),后收入《农工商报》馆编的《实业丛书》初版(1908)和再版本(1910)之中,并受到修订。本文对这篇稀见的食用菌文献的源流和内容予以梳理和介绍。

民国时期,我国虽然引进了西方近代双孢蘑菇的新法栽培技术,发展了小规模的生产,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要从国外购买菌丝砖菌种,而我国传统栽培的五种食用菌香菇、草菇、银耳、木耳和茯苓,还一直处于延续千百年的半天然半人工的状态。而以真菌理论为指导、以纯菌种接种为核心的新法栽培,早在1916年就传入我国,但在生产中一直未得到推广,其原因是没有专业人员研究和推广。正会在这个关键时刻,陈梅朋先生率先带领他的团队,于1956年进行的双孢蘑菇纯菌丝体菌种分离成功,结束了从国外进口菌丝砖的局面。继而又分离草菇、香菇、银耳、黑木耳和茯苓纯菌种成功,并推广。它的研究成果和技术推广为我国食用菌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陈梅朋先生不愧为我国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开发的开拓者和推广的先驱。

为推动学界对中国近代食药用菌历史与文化的研究,选录"汉镇木耳公帮告白"(1888)、"松菌人工繁殖法"(1909)、"购买法国菌种者须知"(1910)和"香菌干燥新法"(1910)四篇晚清报刊中刊登的文章,试加标点,并略加介绍,供广大研究者和读者参考。

晚清报刊中发表的食药用菌专篇文章对于研究中国近代食药用菌历史与文化而言具有重要价值。选录《种木耳法》(1907)、《种菌新法》(1908)、《草菇种法》(1908)、《日本冬菰栽培法》(1909)和《日本冬菇选木法》(1909)五篇文章,试加标点,并略加介绍,供广大研究者和读者参考。

晚清报刊中发表的食药用菌专篇文章对于研究中国近代食药用菌历史与文化而言具有重要价值。选录《种木耳法》（1907）、《种菌新法》（1908）、《草菇种法》（1908）、《日本冬菰栽培法》（1909）和《日本冬菇选木法》（1909）五篇文章，试加标点，并略加介绍，供广大研究者和读者参考。

晚清报刊中含有不少食药用菌专篇文章，对于研究中国近代食药用菌历史和文化而言具有重要价值。初步选录《日本地蕈》（1898）、《香菇种法》（1899）、《茯苓获利》（1900）、《宣化蘑菇产》（1900）、《老河口木耳》（1900）、《稻藁造蕈》（1901）、《中国产白木耳》（1902）、《造菌法》（1907）、《草菇》（1907）和《续种冬菇法》（1907）十篇文章，同时录入《中国各省产物调查录》（1905）中的食药用菌部分，供广大研究者和读者参考。

晚清报刊中含有不少食药用菌专篇文章，对于研究中国近代食药用菌历史和文化而言具有重要价值。初步选录《日本地蕈》(1898)、《香菇种法》(1899)、《茯苓获利》(1900)、《宣化蘑菇产》(19oo)、《老河口木耳》(1900)、《稻藁造蕈》(1901)、《中国产白木耳》(1902)、《造菌法》(1907)、《草菇》(1907)和《续种冬菇法》(1907)十篇文章，同时录入《中国各省产物调查录》(1905)中的食药用菌部分，供广大研究者和读者参考。

研究与学习我国近代大型真菌栽培的科技进步发展历史，必须对这一时期的有关文献进行系统的挖掘与整理。通过查阅有关信息，证实我国民国时期大型真菌栽培的图书现存的至少有21部，还有3部仅知道其书名，尚未查到原著，另外还有1部与大型真菌栽培有关的翻译的真菌图书。这些图书是研究我国近代大型真菌栽培科技进步发展历史的宝贵文献。

研究与学习我国近代大型真菌栽培的科技进步发展历史，必须对这一时期的有关文献进行系统的挖掘与整理。通过查阅有关信息，证实我国民国时期大型真菌栽培的图书现存的至少有21部，还有3部仅知道其书名，尚未查到原著，另外还有1部与大型真菌栽培有关的翻译的真菌图书。这些图书是研究我国近代大型真菌栽培科技进步发展历史的宝贵文献。

宾王菇在辽宁省彰武县是著名的野生食用菌，它既不生在深山峡谷，也不长在茂密森林，宾王菇有其自己的特殊生长环境，其主要分布在四合城乡宾图王府附近的通河岸边草炭地上，海拔140～170m，出菇的区域狭小而固定，形成大小不等的蘑菇圈，沿蘑菇圈可连年发生。因有风味独特，菌肉细腻，数量稀少，当地百姓一直把它视为珍品。清光绪年间，科尔沁左翼前旗扎萨克多罗宾图郡王用此菇招待亲朋好友，春节进京朝见皇帝贺年必以此菇为贡品。宾图郡王为了保护宾王菇资源满足自己的享用，对宾王菇发生的区域采取封禁手段，从光绪年间至民国围封了半个多世纪，宾王菇由此而得名，这种叫法沿袭至今。宾王菇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突出文化背景，深厚的历史底蕴，为进一步弘扬宾王菇文化，突显宾王菇名称的浑厚有容，就需要了解宾图郡王与宾王菇的相关历史，展现宾王菇背后的故事。

2 《礼记》中记载的大型真菌及对近年来食用菌论著中引用的述评 2．1 近年来食用菌著作和论文引用《礼记》中的大型真菌举例 2．1．1 引用《礼记》中的“芝 ……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

《三礼》之一的《周礼》原文中没有"内则"篇,也没有"芝栭"的记载,《周礼注疏》"卷四"之"膳夫"之"疏"中虽有"芝栭"二字,是转引《礼记·内则》原文及郑玄注的一段话中的,即"内则云‘牛脩及爵、鷃、蜩、范、芝栭’已下三十一物,郑注云:‘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在《礼记注疏》里"芝栭"被郑玄誉为"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之一。《三礼》之一的《礼记》原文中首次记述的"芝栭",是我国古籍中对大型真菌食用的较早记载。近年来食用菌论文和著作中在提及我国食用菌发展历史时常引用的:"《礼记》中有‘芝栭……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这段话里,"芝栭"是《礼记》原文中的,而"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是郑玄注中的,是对包括"芝栭"在内的三十一物之评价,原话是:"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还有食用菌论文和著作中在提及食用菌发展历史时常引用的:"礼记内则记燕中有‘食所加庶,羞有芝栭’的记载"或"《礼记·内则》中有‘食所加庶,羞有芝栭’。"经考证"礼记内则记燕中有‘食所加庶,羞有芝栭’的记载"或"《礼记·内则》中有‘食所加庶,羞有芝栭’。"是清·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中对"?"字条的注"内则记燕食所加庶羞有芝栭"这句话一而再、再而三传抄致误,不是《礼记》的原文、注或疏中之原话。首次考证清楚了"食所加庶,羞有芝栭"这句话是由"内则记燕食所加庶羞有芝栭"误点漏字而来。

2011年3月23日,江西省考古研究所杨军研究员根据群众举报前往南昌市新建县（今为新建区）考察一处被盗汉墓（位于今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东南约1000 m的墎墩山上）,次日进入盗洞探视。此后随着正式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该墓被判断为西汉海昏侯墓,距今已有2000多年（[1]-[3]）。

真菌学中的个别概念为物种名称,一般概念为术语。名称和术语中含的"菌"字,读音是存在着不同的。因为"菌"的读音根据现代汉语规范有两个,一个读阴平jūn,释义为"生物的一大类";一个读去声jùn,释义为"蕈"。因此"真菌"的"菌"读阴平jūn,即真菌zhēnjūn","食用菌"的"菌"读去声jùn,即食用菌shíyòng jùn。两者中的菌字读音不同。在真菌学中的众多物种名称和术语中的"菌"字,究竟读什么音,要根据是否属"蕈"有所区分,这些需要认真辨析,正确运用,属于"蕈"(即大型真菌)的物种名称和术语中的"菌"字,都读阴平"jùn",不属于"蕈"(即大型真菌)的菌字都读"jūn"。

真菌学中的个别概念为物种名称,一般概念为术语。名称和术语中含的"菌"字,读音是存在着不同的。因为"菌"的读音根据现代汉语规范有两个,一个读阴平jūn,释义为"生物的一大类";一个读去声jùn,释义为"蕈"。因此"真菌"的"菌"读阴平jūn,即真菌zhēnjūn","食用菌"的"菌"读去声jùn,即食用菌shíyòng jùn。两者中的菌字读音不同。在真菌学中的众多物种名称和术语中的"菌"字,究竟读什么音,要根据是否属"蕈"有所区分,这些需要认真辨析,正确运用,属于"蕈"(即大型真菌)的物种名称和术语中的"菌"字,都读阴平"jùn",不属于"蕈"(即大型真菌)的菌字都读"jūn"。

古籍中的“芝”是一个多义词，“芝”的本义为：“灵芝”；“芝”的引申义是“盖”；“芝”的假借义是“芷”。但这里的“灵芝”很可能指灵芝类的大型真菌的某些物种，不一定指现代我们称谓之的灵芝(Ganodermalucidum)物种。正像《中国灵芝》、《中国灵芝新编》、《中国灵芝图鉴》书名中的“灵芝”用法一样，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古籍中的“芝”是一个多义词，“芝”的本义为：“灵芝”；“芝”的引申义是“盖”；“芝”的假借义是“芷”。但这里的“灵芝”很可能指灵芝类的大型真菌的某些物种，不一定指现代我们称谓之的灵芝(Ganodermalucidum)物种。正像《中国灵芝》、《中国灵芝新编》、《中国灵芝图鉴》书名中的“灵芝”用法一样，是一个广义的概念。